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农民城里无农民：一座小渔村的进化史
---全国首个“镇改市”，鳌江入海口的龙港，来源于40年前数千“万元户”自费造城
俯瞰浙江省龙港市。2020年，龙港市人口超过38万，GDP逾316亿元。这翻天覆地的变化，都是从当年数千“万元户”自费造城开始的。视觉中国供图
◆1982年的苍南县龙江港区规划图。这里地处物流咽喉地带，具开发建设港口城镇的自然地理优势。本报记者 司占伟 摄
因城聚业 因业而兴
当年，“泥腿子”之所以敢离开土地，是因为他们找到了能替代种地的产业，此为因城聚业；2003年，在龙港迎宾大道，醒目的“中国农民第一城”招牌被替代为16块广告牌，每块牌子背后都代表着一个产值过亿的企业，此为因业而兴
■本报记者 李晔 秦东颖 柳森 吴越
被研读了千万遍的“温州模式”，这次该从何说起呢？从特点讲，叫“敢为人先”；论其形式，又千姿百态，或许“无定式”才是其模式；若讲故事，全国首张个体工商业营业执照、“胆大包天”的国内首条私人包机航线……太多太多的跌宕壮阔。
但我们选择了鳌江入海口的龙港，3年前，这里成为全国首个“镇改市”。
它更摄人心魄的传奇发生在40年前。当时还是小渔村的龙港，在政府几乎“一毛不拔”的情况下，由数千“万元户”自费造起中国首座农民城。
我们寻访当年亲历者，发现他们的造城故事，非常“温州模式”。
一 、
1974年冬，新华社记者张和平经过温州下辖龙港方岩下，见四野凋敝，当时有民谣这样唱：“方岩下，只有人走过，没有人留下。”
12年后，上海社科院经济所一行在龙港却见截然不同景象——此地新楼鳞次栉比，俨然一座初具规模的城镇。劳动力市场兴旺，经济所一名成员稍作停留，就被企业当成农民工约谈……
民谣仍在唱，唱词却已改成：“几万穷，百万富，几十万元平常过。”
这背后是一场破天荒的改革。此前，中国城镇建设的主体历来是政府，但龙港当地却实行土地户籍改革，允许农民自筹资金在龙港买地、办厂、建房，进城落户。
今年60岁的汤元挺，便是当年首批进城的农民。他自上世纪70年代起，在温州、上海、宜昌先后创办13家企业。1983年，他率先在龙港建房，一家五口搬入三层小楼，花去2.5万元。
二、
汤元挺是苍南金乡人，15岁被父母逼着外出求生。温州人均耕地面积0.36亩，金乡仅0.12亩，汤元挺家只种了点番薯，一场台风来就全泡汤。父亲无法，给点小资金，叮嘱“把钱用好”，便放孩子出去闯。
小汤揣着原始资金，不敢吃饭，不舍得坐车，沿着104国道，徒步去福建。当时车道窄，车速不快，他便机灵蹭车。遇不愿被蹭的司机，他就耍赖皮，或在爬坡时帮忙推几把，靠此坐上了车，还蹭上饭。
当时福建码头多木料生意，小汤用板车将山沟里的木料推到码头，赚点小钱。他还去别人家干农活，换几顿饭。苦日子让他学会想方设法和“厚脸皮”，“只要有钱赚、不犯法，我都去做”。
汤元挺每回出门数月，都能带回数百元钱，悉数上交，换来父亲满意的笑。
汤元挺回到金乡，当地前店后作坊，仍是一派勤劳景象。（司占伟 摄） 待到18岁，汤元挺不再往外跑，留在家做海鲜买卖。
兄弟姐妹去海边买海鲜，做成鱼饼、鱼丸，汤元挺挑去菜市场卖，常半夜12时出门，走三公里石板路，在市场占个好位置。
汤元挺脑子活络，顾客想买啥、量多少，他扫一眼便知。顾客刚走到摊位前，他已将顾客需要的量称好，边说价格，边往顾客篮里送。顾客再压个两毛钱，只要不亏，他都答应。他还暗中观察整个菜场的供应量，如果量多竞争激烈，他就让利加速卖，反之就笃悠悠。
到20岁，汤元挺结婚了。岳父问他，卖鱼饼能赚多少钱？汤元挺不敢隐瞒，说万把块钱吧。对方却说：“鱼饼别做了，跟着我们做校徽吧！”
当时金乡的徽章、标牌制作已起蓬头，数千供销员走千山万水，将国内外海量订单带回来。汤元挺因为肯让利，手头积累了数百供销员资源。校徽数量巨大，哪怕每个只赚1分几厘，一年下来，赚头也是卖鱼饼的数倍乃至十数倍。
上世纪80年代初，万元户是了不得的事，但金乡早已闷声发财。当地习惯叫万元户“猴子”，10万元户则为“狮子”。
手头有钱了，便想进城。汤元挺说，当时有大量“狮子”，迫切需要扩大生产规模，有一个交通便利、信息灵通、金融灵活、劳动力充沛的市场环境。他们向往城市文明。
龙港曾是一座无人问津的小渔村，外界进入只能靠渡轮。（资料图）三、
其实改革暗流已在涌动。在汤元挺结婚的1981年，温州南部鳌江流域的平阳县被一分为二，变平阳、苍南两县。
新设立的苍南县，攥着空拳要啥没啥，没有一家像样的工厂，整个县域无中心城镇，生产生活资料仍要去隔江的平阳县鳌江镇批发转运。不少干部都争取留在平阳工作。
事实上，了解到被分县后苍南干部群众的负面情绪，浙江省委已在悄悄酝酿，要求着重围绕县经济中心选址展开调查。此秘密方案，由原平阳县委副书记陈常修带话，落到了时任苍南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陈君球等几人身上。
陈君球。（司占伟 摄） 今年93岁的陈君球，忆及那段特殊使命下的峥嵘岁月，仍忍不住激动落泪。
他告诉记者，接到机密重任后，他与其他同志加紧调研，反复比较，最后选定沿江、龙江间的滩涂。这里地处物流咽喉地带，具开发建设港口城镇的自然地理优势。1982年，经温州市政府批准，苍南县沿江港区建立。当年，苍南县委23号文件决定，由8位同志组成沿江港区建设领导小组，陈君球任组长。9月，温州市政府批准发文《龙江港区总体规划》，港区建设拉开序幕。
殊不知，规划中基础设施要建7条路，可县财政只拿得出5万元。另一难点在于城镇人口问题，被划入港区的5个村8000余人，居民供应户口仅110人。若按旧有户籍政策，这个港口城镇难达应有规模。
陈君球还保存着当年龙江港区总体规划图。（司占伟 摄） 怎么办？小组反复斟酌，既然“向上”走不通，不如“向下”试试。
“向下”是有底气的。此前小组调研时发现，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，苍南农民率先走上工业化、市场化致富路，已涌现6500名万元户，其中90%集中在金乡、钱库、宜山三镇。先富起来的农民听闻要建港区，便向小组反映：“建房问题，只要政策允许，我们自己建！”
可即便富人、能人们有积极性，还是要找到理论与政策依据。踌躇之际，《光明日报》报道了山东潍坊“人民城市人民建”的文章。“这成为小组向县委提出‘人民城市人民建’思路和‘提倡鼓励个人建设’来解决城镇住宅建设问题的思想来源。”陈君球说。
四、
汤元挺第一时间知道消息。他初步估算，在龙港拿下一块地建房，随后支付城市公共设施费，以一家五口建三层房计，约2.5万元。即便在上世纪80年代初，这对他而言已不是一笔大开销，何况还有“赠品”——城镇户口。
诸多“狮子”聚在一起，兴奋道：“这太划算了！”
“市”在人为。1983年10月1日起，港区举办“会市”，3天活动，参加人数10万+。有来做买卖的、看热闹的，更多人目标明确，就是要买地建房，看看哪条街道好、价格适宜、手续便捷。
1983年10月，浙江省政府设沿江港区为龙港镇。此后，农民进城速度惊人，仅1984年4月至7月，获批自理口粮进城建房的专业户就达2147家。缴付土地价款的信用社外终日排队，收款人员常忙到深夜才下班。
陈君球保留了当年龙港建设大量资料。（司占伟 摄） 农民进城还推动了政府“店小二”刀刃向内的改革。第一步“捆印”，每月两次相关部门联合现场办公，8枚大印一次盖全；第二步“减印”，凡申请进城办厂经商农民，只要盖县计委一个大印即可，减去社队企业局、工商管理局等7枚大印；再到1984年6月，县长办公会议决定，将审批手续直接下放给龙港镇……
数千栋楼，就这样在短短数年内拔地而起。最流行的式样是一楼前店后作坊，二楼办公，三楼卧室，空间利用率极高。龙港主街道龙翔路上一栋楼盖得最高，七层楼，被称为“首富楼”，楼主是此后的浙江“编织巨头”方崇钿。
五、
农民进城后，格局不一样了。
汤元挺有危机感了。以前做徽章，是跟同在金乡的老乡们抢生意，拼的是勤劳活络；龙港无疑是更大赛场，要同和他一样进城的能人争机会，拼的是眼光。
印刷成了他下一个目标。1986年，汤元挺成立其第一家印刷厂，当时龙港印刷企业屈指可数。此后他又接连出资成立大众制版印刷厂、龙翔制版印刷厂、新雅印业等企业。其中新雅印业倾注了他大量心血，到上世纪90年代末，新雅印业年产值已破2000万元，新雅品牌也成为全国驰名商标。
然而家大业大的汤元挺，夜里不止一次躲被窝里哭。他说，他吃尽了文化程度低的苦。许多次，客户让他写一张收款收据，他愣是组织不起话语，面对纸笔束手无措。
这让他意识到温商的短板，且光靠能吃苦难以弥补。于是他加倍重视子女教育，要把“温州人精神”中的文化短腿补上。
他后来认准上海浦东开发开放机遇，在上海继续自己的印刷产业，同时购置商业地产，兴办皮革专业市场。1998年，响应对口支援号召，他以上海企业家身份前往宜昌，投资数百万元成立印刷包装厂，兴建专业建材市场，名气享誉鄂西南……
汤元挺在元鼎铜业工厂。（司占伟 摄）
数十年商海沉浮，却在2013年遭遇人生一劫。
8年前，老友浙江博强铜业原董事长陈某一通电话，将汤元挺催回温州。汤元挺是博强铜业占股12.5%的小股东。当时陈某称公司经营良好，望汤元挺接手公司重组。正值温州市委号召“温商回归”，汤元挺注资5000多万元，受让股份，成为公司法人。
但汤元挺不知，陈某隐瞒实情，此前将博强铜业作为融资平台，伪造合同、虚报资产，以12家企业联保互保方式，先后从7家银行贷款2.31亿元，用以偿还赌债及其他投资。
正是吃了缺乏专业知识的亏，汤元挺才会天真地接手这一大窟窿。博强铜业金融危机很快暴露，但公司一旦倒闭，联保互保的多家企业将全部破产，造成数千名员工失业。
如此压力山大并未压垮他。不轻易言输的温商性格，让他最终决定投入6700万元个人资产，又以自己在宜昌、上海两处共计2.8亿元商业物业作抵押，置换保全了联保互保企业。如此壮举，让他在2014年被评“首届温商回归功勋人物”。
六、
“办企业就像打仗，打输了很痛苦。”汤元挺不会轻易认输。
最困难时，亲友支持他，使他避免了资金链断裂。毕业于英国帝国理工学院的二女儿，主动辞去上海的会计师事务所工作，回乡救父，负责铜材料生产管理。大女儿也辞职帮父亲管理公司财务事宜。企业二代从专业角度规范公司财务、防范期货风险。而父辈则恢复了15岁外出讨生活时那股冲劲韧性，加紧对接产业链上下游，邀请技术大咖把脉，更把床搬进办公室，再次以厂为家……
2015年，工厂生产逐渐稳定；2017年，企业产值破5亿元；去年，产值迈上10亿元新台阶，客户名单里新增了国内外知名电子巨头。这一次，吃苦扛打的“温州人精神”被知识武装，汤元挺终于度过危机。
历数此前所办12家企业，都有一个通病，不敢做大。“企业产值一旦上10亿元，就怕守不住。”然而经此一役，汤元挺突然有了要做大、做久的底气。
他说，他的经历与故事，也是他的家乡从小渔村到农民城，再到产业之城的缩影——
当年，“泥腿子”之所以敢离开土地，是因为他们找到了能替代种地的产业，此为因城聚业；2003年，在龙港迎宾大道，醒目的“中国农民第一城”招牌被替代为16块广告牌，每块牌子背后都代表着一个产值过亿的企业，此为因业而兴。
去年，龙港市人口38.7万，GDP逾316亿元。这翻天覆地的变化，都是从当年数千“万元户”自费造城开始的。
他们用奋斗创造了城市，也用奋斗改造了自己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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